去年8月,男票被安排了新的工作职能:除了日常医务和科研工作,还要负责科室行政事务。上级这样安排的原因很明确,对于处在职业上升期的年轻医生来说,承担一定管理职能是必要的。


朋友们听说以后,都对他露出了“咦”的表情。倒不是说这份职责有多难,只是大家都知道他这人缺乏管理技能还害羞,一下子让他协调几十个人的开会、值班、加班、请假,还要和医院行政部门打交道,这根本是噩梦具象化嘛


屋漏偏逢连夜雨,他们科室那阵子特别难。老医生退休,新医生没到岗,两项保障任务必须24小时有人待命。男票硬着头皮干了一阵子,发现实在协调不过来——排班一周改8次,吃个午饭接了7个电话要换班,已经排好的医生被调走去开会、上课……日常都是这样的:刚安抚完候诊室里等了两个多小时开始大喊大叫的焦躁病人,正狂奔去急诊的路上,各路领导又打电话过来咆哮“你怎么不看群?!”。


我有几次看到他站在厨房水槽前面,手在抖,试着深呼吸。


症状初现,想办法对抗痛苦本身吧


那段时间,我们认真讨论过工作压力的问题。对大多数人来说,来自各方面的职业压力通常是有选择的:你可以选择无视其中一些,拖延一些,或者反抗一些。


但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来说,选择会少得多——你知道如果你不出现,也许有人会死


性格温柔、无法拒绝别人,也让男票变得更加脆弱。他私下里对我说:“我觉得如果不能安排好科室的行政工作,都是我的错,是我能力不够……”


我说:“首先你要意识到,既然要给别人安排工作,你就没法让所有人都喜欢你。”


男票嘤嘤嘤在沙发上缩成一团:“我就是想要所有人都喜欢我嘛!”


性格温柔、无法拒绝别人,让男票变得更加脆弱。丨Pixabay


某天我刚下班,他同事发消息给我说他状况不对,现在在挂急诊,但同事那里还有很多病人没法陪着,让我快点过去接一下。


我在高峰车流里堵了一个半小时才到医院,男票独自蜷缩在更衣室角落一张小躺椅上打着颤。问了一圈,一个经验丰富的护士姐姐说可能是惊恐发作引发了通气过度。


这时他同事终于看完了当天的病人,过来跟我说:“他怎么会惊恐发作呢?看着挺开心健壮的小伙子呀,是不是心事太重啦?让他多放宽心呀……”


我:“其实我觉得心事重是焦虑的结果而不是原因,现代人谁还没点儿创伤呢,回头去精神科看看,该吃药吃药呗。”


同事一副“现在小年轻怎么把去精神科说得那么容易”的表情。


之后男票在家也发作过一两次,独自缩成一团发抖,显然已经到了应该进行干预的时候。既然职业压力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,那就想办法对抗痛苦本身吧。作为医生和医生的伴侣,我俩对精神问题的治疗一点不怵,精神病学是一门蓬勃发展的科学,经费可多了!


我没有陪他进诊室


我俩摸索了半天宛平南路600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挂号系统,发现周末都约满了,而男票的工作量又不允许他工作日请假。暂时约到三周以后,但才过了一两天,我忽然收到男票的消息:“我不行了,你能不能来接我下午去医院。


我冲进科室的时候男票正和上级开会。男票看到我,小心翼翼地对上级说自己下午无法工作得去看病。


上级声音一下子焦躁起来:“你突然要走我们这边怎么办?”


他低头咕哝着,好像挨老师骂的大块头。


好在老板数落两句还是放人了,我握着他的手问:“被老板骂难不难过?”


他说:“我现在已经顾不上了。”


到了医院一看,门诊自然是没有的,好在挂到了当天的特需号。候诊室里,他咬着牙紧握双手,我感到他全身的肌肉都绷紧着,仿佛被巨大捕食者逼到墙角的老鼠,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痛苦


男票仿佛被巨大捕食者逼到墙角的老鼠,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痛苦。丨图虫创意


那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。我们的默契、多年的深厚情谊、以及我能够为他挺身而出的所有决心,都不能替他对抗此时的痛苦。疾病是人自己的命运,我可以陪着他,但他自己才是那个选定的勇者。


因为这个突然的认知,我没有陪他进诊室。我意识到,自己不想当那个在患者旁边替他阐述病情的人。我不想假装自己能成为拯救者:勇者走出正面对抗魔王的那一步,一定是他自己的决定。


没一会儿他出来了,神色轻松了不少。


中度焦虑,”他说,“医生还说:都是医生,他懂的!”


配完药,我问:“你要不要休几天病假?”


男票突然又紧张起来:“不知道,我决定不了……”


“你都这样了好好休息吧!”我拉着他冲回医生诊室,“医生他能开病假吗?”


“你这情况可以开啊,”医生刷刷写病假单,“给你先休俩礼拜,最多了,两周后没起色再来开!别怕,会好的!”


看完病我俩为了庆祝成功就诊,决定绕路去吃蟹粉面。


我们面对的不是亲密关系问题,

而是一种医疗状况


当时我没感到有多难。一方面,确诊意味着治疗;另一方面,我们俩都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。人生在世哪有不生病的,有得治不是很好吗?


不过,确诊之后我的第一反应也许和很多患者家属一样:“我的伴侣得了焦虑症,是我让他感到不幸福了吗?”


我知道这个念头没什么建设性,它只是患者家属的自然忧虑,但我也没有隐瞒这种感受。亲近人的小心翼翼是瞒不过去的,而我知道他会因为我的自责而自责。我不希望他有“我让家人受累了”的感受,这只会增加他的精神负担。


所以我向他坦承了自己的感觉,并且问他:“现在,你是医生,我是患者家属,你觉得我怎么做才是对伴侣的真正支持?”


他说:你只要在我求助的时候陪伴,别的和平时一样就行,不需要额外做什么。


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,我越来越明白一件事:我们面对的不是亲密关系问题,而是一种医疗状况。我的伴侣病了,和疾病谈感情或是讲道理没什么用,询问“你怎么会得这种病”也没什么意义。


他需要的只是治疗,以及情况偶尔失控时周围人的合理宽容。我自然会学着接受他的处境,至于工作嘛——医生同事们,都懂的。


这件事对我们心情的影响也就这样了。偶尔同事逗他,男票还会噔一下跳到别人背后挠乱别人头发,然后被同事绕办公室追着打。


同事:“这是药物副作用吗?”


我:“不,这是天然逗比。”


药物副作用:不太可怕甚至有点好笑


当时还有件值得一记的小事。服药的当晚,男票盯着三种药皱眉头。我也很紧张:“听说精神类药物会有奇怪的副作用,会是什么呢?”


很快我们就看到了第一种(也是唯一一次)副作用:男票躺在床上,背部不停抽搐。一开始我以为他在痉挛,但他突然坐起来去厕所,接着去厨房拆了包饼干吃。然后他开始循环“厕所-床-饼干”,期间不停扭着手试图摸到自己背部,躺下的时候就不住挥舞手脚,好像狗子做梦追兔子。


我试图和他说话,但他意识似乎并不清楚,一直昏昏沉沉地舞动手脚,看起来十分诡异。


已经是半夜了,于是我给远在德国的精神科医生朋友发消息,向她描述了男友此刻的状况。她让我再观察一下。


已经是半夜了,于是我给远在德国的精神科医生朋友发消息。丨Pixabay


我观察了一会:“看起来好像也不会死。


既然不会死我就不打120了,我一边和朋友聊天一边盯着他。这时循环绕圈的男票已经被我捉回来躺平两三回了,但他仍不受控制地乱动,而且意识模糊之下他大约知道自己不能入睡,忽然爬起来要去拆安眠药。


“要命了你还想吃第四种精神类药物!”我飞扑过去一把摁住他。


好在这人此刻像僵尸一样傻,被摁住就忘记自己要干啥了。他像猫一样软绵绵地做出各种角度诡异的扭动,气氛一度十分尴尬。最后我说:“要不你去吐一下吧?”


小僵尸点头,乖乖走进厕所吐了两回,终于安安稳稳睡着了。


第二天早上醒来,他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,听我形容以后兴致盎然地跟精神科同事讨论,猜测可能是一种较罕见的副作用叫“锥体外系反应”


我们次日就去咨询了这个谜一样的副作用,医生去掉了一种药,之后就再没什么好玩的反应了。后来我才知道药物会有适应过程,最开始的副作用不一定会一直持续。


几周以后,德国朋友又来追踪剧情进展。


我:“不知道,好像现在只吃一种药就行了,不谈工作什么症状都没有。”


朋友:“断药的指征是无业,真有道理。”


我:“可不是,我就说精神疾病是现代文明黑暗面的隐喻。”


男票的治疗进程十分平稳,一段时间以后他鼓起勇气,辞掉了行政职务(什么也没有发生)。随着治疗进展,他不仅能更好地应付工作压力,而且有动力和能力去承担更多责任、尝试更多可能性。一年过去,他现在转而承担科室的各种技术支持和学术工作,虽然工作量增加了但看起来十分轻松,走路都蹦蹦跳跳的。


正如我们之前想的那样,工作压力只是给原本就艰难平衡的感觉加上了最后一根羽毛,而积极治疗夯实了脚下的道路,让他不再为羽毛的重量忧心忡忡。


轮到我了


此前,我的工作包括新媒体运营,年初疫情期间,每天打开社交网络都要经历海啸般的情绪冲击。到了四月,我感到自己出现了一些问题:经常一个人呆坐着,记忆有些模糊;明知有事要干却打不起精神来,想到没有完成的任务会背后发毛、脖子酸痛、手心发胀。原本心爱的健身环也不香了,偶尔还会无缘无故地哭起来。


原本觉得随着疫情缓解就能过去,但状况并没有改善,呆坐着无法行动的情况从一两周发生一次增加到了一周两三次。6月底的一个早晨打开微博,我忽然浑身冷汗、干呕,接下去两个小时里几乎无法思考,也无法站起来去做别的事。


我用颤抖的手抓起手机,第一时间预约了次日早晨的精神科门诊,跟医生说了两句话就被赶去做量表。


监督我填表的医生看到我勾了“工作量显著增加”说:“你工作量增加了一倍?”


我:“多次取样以后做分布只要增加10%就肯定显著了!”


“显著不是这个意思!”医生翻了个白眼把勾取消了。


拿着量表回门诊,门诊医生翻翻结果:“你没病。


我:“怎么没病!我焦虑感已经出现四五个月了,一看社交网络就惊恐,意念消极无法摆脱而且持续时间从半天增加到连续四五天……”


医生:“正常的,给你开个睡觉的药回去好好睡。”


总之我拿着药滚了。出了医院收到男票消息:“怎样,你是哪种精神病?”


我:“医生说我只是没睡好,让我好好睡觉。可我明明每天睡八个小时!”


男票陷入沉思,过了会说:“好消息是你没病,坏消息是你没治。”


我:“我都这么难受了还没病吗!”


说完我突然意识到,虽然自己确实感到痛苦,但对生活、时间的控制还行,远远没有表现出男票去年的那种外在状态。但是这种程度已经令我难以忍受。


所以作为疾病的焦虑症和抑郁症,和一般人轻微、偶发的“心情不好”、“好丧”是有本质区别的。但后者有时也意味着真实、剧烈的痛苦——甚至也可以得到医疗支持。


睡得好了,我感觉焕然一新


带着紧张和好奇,乖乖遵医嘱服药。男票担心我出现什么奇怪的副作用,在边上守到十一点,结果什么也没发生。


第二天早上醒来,我感觉焕然一新。长期以来,我习惯于凌晨两三点开始做噩梦,然后六点多醒来灌上400毫升咖啡开始工作,从没感觉哪里不对。但前所未有地一夜无梦后,我醒来感觉整个世界的颜色都变了,变得更鲜明。效率和反应速度也有了明显提高,一个典型表现是我飞快学会了游戏里从没撸顺过的近战操作。


我被惊呆了:“这什么药物,效果也太好了吧?我甚至觉得自己比以前聪明了10%!”


男票:“你吃药都快24小时了早代谢完了,你就是睡够了。”


接下来几个月,我过上了“我好喜欢睡觉+我好喜欢起床开始新一天”的生活,变得前所未有地积极,效率骤增,曾经萦绕不去的各种忧虑都不可怕了。至于药物反应,热爱工作算吗?


和朋友们分享以后有人问:“什么药效果这么好?我从上班打完卡就无法集中注意力想玩手机……”


我:“请不要对精神类药物有这种妄想,我只是没睡好,但我喜欢工作的,原本就不想上班大概没得治。”


朋友:“好的,那我不努力了。”


逻辑通顺无法反驳。


中间也有些小波折,几个月后我换了种药,吃完倒头暴睡了两天半。


尽管药效太神奇,男票还是念叨着药代动力学之类的,要我继续按医嘱服药。好在第三天开始嗜睡的状况有所缓解,到了第六天基本能在正常时间醒来,不会靠在沙发上就睡着了。一周以后我冲去医院复诊:“医生!新药不行!吃了根本醒不过来!我这周啥事没干光睡觉了!”


医生一拍桌子:“好哇!说明你对这药反应好!睡不醒怎么办?我告诉你,减量,吃半片,再不醒,吃1/4片,过一阵子你就能停药了。”


我:“竟有这等好事?”


结果就像医生说的那样,这等好事真的在发生,如今药量也在遵医嘱递减。随着每月拜访一次宛平南路600号,我情绪积极、活力满满,念着“不要怂就是干”,把过去一直拖延的好几个任务都往前推了一大步。


图丨Pixabay


我有许多朋友确诊抑郁症或焦虑症,活到这么大,周围人当中因抑郁去世的也有三四个了。这些经历让我对治疗的态度非常积极:因为伴侣是医务工作者,我们对疾病都没有太多污名观念和偏见,只有发现、面对、干预。


这不仅是因为他经常跟我科普各种医学知识,更是因为我不再感到疾病可怕。面对疾病,我们有许多可以做的事,甚至长期睡不好这样的事也有切实有效的诊疗手段。


经过这一年多的先后就诊,我们互相确认了一件事:即使是听起来很难缠的精神问题,我们是能够自己面对、能从对方那里得到支持、能够彼此接纳的。它有点难,但也没有那么难。爱是力量,这不是言情小说里浮夸的戏剧表演,而是鸡零狗碎的真实生活中,你真正拥有的东西。


偶尔我仍然会有低潮。我会对男票说:“对不起我真是个糟糕的伴侣。我为那些琐事感到如此痛苦,让你也紧张不安、不知所措,我为自己这样感到抱歉。”


男票:“你说什么呢,我们俩当中我才是有病的那个!”


医生点评

崔飞环 | 北京安贞医院精神心理科医师

约20%的成人一生中至少经历过一次惊恐发作(panic attack),然而符合惊恐障碍(panic disorder,PD)诊断的只有2%。


惊恐发作是一种严重的焦虑发作,发作时有明显的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症状,如心悸、胸闷、胸痛,严重者伴有濒死感,不发作的时候也会担心再次发作。惊恐发作是一组症状群,可出现在任何焦虑障碍和其他精神障碍中,如抑郁症、PTSD等。惊恐发作可以随时随地出现,不分场合。而根据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(第五版)》(DSM-5),惊恐障碍主要是指反复不可预测的惊恐发作


凡人皆需侍奉。常常去帮助、总是去安慰的医生也是如此。文中的患者似乎扮演了更多照护别人的角色,责任感驱使下使自己的行为满足医疗系统、社会规范对好医生、好同事、好科研工作者的要求;但自己要休息、睡眠这种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却被压抑了。很多时候冲突和被压抑的需求不能被意识到,两部分发生冲突时自我协调不良,难以找到真正的冲突对象,便产生了焦虑。


心理障碍的发病机制包括遗传因素、后天依恋关系、家庭环境以及心理应激等方面,作为患者家属很难单一归因。家属能够接纳患病这一事实、共同面对疾病,对患者来说就是最大的帮助。在焦虑症的治疗方面,可以使用药物和(或)心理治疗,而药物以抗抑郁剂为主,副反应常在药物治疗初期出现,随着治疗进程药物副反应会减轻。如果实在不能耐受药物,治疗过程中医生也会做换药处理。


然而并不是感到痛苦就一定是心理障碍,正常的焦虑与疾病性的焦虑不同,通常与客观威胁成比例,不涉及压抑或其他内心冲突的机制,也不需要启动防御机制,并在意识层面觉察、建设性地改变。如文中的患者家属,在疫情期间接受大量信息冲击后出现应激反应,心身不适,但并没有社会功能的损害,治疗上也可以以心理教育、放松、调整生活节律为主。


人类面对自然力量、疾病、死亡时具有其脆弱性,有意识的焦虑虽然痛苦,但是可以自我整合、进步。生命的目标不是没有焦虑,而是在焦虑的情况下继续前行。

个人经历分享不构成诊疗建议,不能取代医生对特定患者的个体化判断,如有就诊需要请前往正规医院。


作者:哒哒子和锤锤美

编辑:黎小球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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